第38章-《古文观止有多少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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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9),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20),《尚书》载之(21),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22),诗人歌之(23)。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24),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25),封禅(26),改正朔(27),易服色(28),受命于穆清(29),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30),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31),幽于缧绁(32)。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33);孔子厄陈、蔡,作《春秋》(34);屈原放逐,著《离骚》(35);左丘失明,厥有《国语》(36);孙子膑脚,而论兵法(37);不韦迁蜀,世传《吕览》(38);韩非囚秦,《说难》、《孤愤》(39);《诗》三百篇(40),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41),至于麟止(42),自黄帝始(43)。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

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

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

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

寄托在我的身上呀!

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

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

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

’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

更加深刻、明显。

’《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

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

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

《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

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

《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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