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紧紧相拥,感觉如此心满意足,好似长久挨饿后吃到的一顿饭。
无论他把我抱得怎么紧,我都把他抱得更紧。
他的双手熟练地探过我衣服的缝隙,触摸我的肌肤,不知怎么,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不是说,我和他一起就完全没有和将军之间的那种笨手笨脚,但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和将军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小时候,勉强爬上一棵树去摘最顶上的那片叶子。
直到我达成目标,整个过程都是小心翼翼,很不自在的。
但是和安田先生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自由自在地冲下山坡。
过后,我俩精疲力竭地并排躺在垫子上。
我撩开他的衬衫下摆,把手放在他肚子上,感受他的呼吸。
我一生中从未和另一个人靠得这么近,虽然我们一句话也不说。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为了医生或将军,呆呆地躺在床上是一码事,和会长则完全会是另一码事。
许多艺伎有了旦那之后,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发生剧变,但我这种情况,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每晚我仍然和前几年一样,在祇园转悠;下午我仍然不时要出门,有时是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例如陪一位客人去医院探望他的兄弟。
但是我盼望的那些变化——旦那为我举办重要的舞蹈表演,送我贵重的礼物,请我过一两天休闲时光——唉,都没有出现。
正如妈妈说的那样,军人不会像商人或贵族那样对艺伎好。
也许将军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但他作为艺馆的靠山,当然是无价之宝,至少妈妈是这样认为的。
就像一般的旦那,他也为我支付许多开销,包括我的上课费用、我的年度登记费、医药费等等,嗯,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或许还包括我的袜子钱吧。
但更重要的是,正如豆叶所说,他那军需处处长的新职位就是一切,他为我们艺馆做的事是别的旦那做不到的。
举个例子,1939年3月,阿姨得了病,我们都焦急万分,但医生束手无策。
但给将军打了电话后,上京区军事医院就来了一位重要的医生,他给了阿姨一包药就把她治好了。
因此,虽然将军没有送我去东京参加舞蹈表演,也没有送我珍贵的珠宝,没人能说我们艺馆没有得他好处。
他按时送来茶叶和糖,还有巧克力,这在祇园都是稀缺品。
当然,妈妈说战争六个月就会结束是错了,我们当时还不相信,但已经隐隐看到黑暗的日子就在眼前。
将军成为我旦那的那个秋天,延不再邀请我去以前我常常给他陪酒的聚会了。
不久我得知,他也不再去一力亭茶屋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除非是为了避开我。
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叹了口气说,我大概说对了。
过年的时候,我给延写了张贺卡,就如我给其他的老主顾都写的那样,但他没有回复。
现在我能轻松地回顾过去,毫不在意地告诉你过去了多少时光,但当时我是在痛苦中煎熬。
我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待我好的男人,我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
更有甚者,延离开我后,岩村电器公司的聚会也不再邀请我了,那就是说,我几乎完全失去了见到会长的机会。
当然,虽然延不来一力亭茶屋,会长还是常来的。
一天傍晚在过道里,我见到他正轻声斥责一个下属,手里拿着支钢笔做强调的姿势,我不敢和他打招呼,生怕打扰了他。
还有一个晚上,一名面带愁容、露出虎牙的年轻学徒直津正陪他去厕所,他看到了我,就丢下直津过来和我说话。
我们客套了几句。
我想我从他淡淡的微笑里看到,一个男人通常在看着儿女时的那种克制的自豪之情。
他走之前,我对他说:“会长,如果有天晚上需要一两名艺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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