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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
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
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
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的?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
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
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
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
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
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了朋友。
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数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
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
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我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
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
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
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
时光过了70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
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
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
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
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
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
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
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
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
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
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
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他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
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
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
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
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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