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杂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境界就不同于凡人了。
晚清后的文人,多通杂学。
周氏兄弟、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有这些本领。
20世纪50年代后,大凡文章很妙的,也有类似的特点。
唐弢、黄裳就是这样的。
汪曾祺的杂学,不是研究家的那一套,他缺乏训练,对一些东西的了解也不系统,可以说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般的。
但因为是审美的意识含在其间,每每能发现今人可用的妙处,就把古典的杂学激活了。
我想,和周作人那样的人不同,他在阅读野史札记时,想的是如何把其间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时,有化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不像周作人,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彼此有着距离。
汪曾祺尽力和他喜欢的杂学融在一起,其文章通体明亮,是混合的东西。
他的阅读量不算太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
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极了。
他喜欢的无非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聊斋志异》一类的东西。
对岁时、风土、传说都有感情。
较之于过去学人江绍原、吴文藻等,他不太了解域外的民俗理论,对新的社会学史料也知之甚少。
这使他的作品不及苦雨斋群落的作家那么驳杂,见解也非惊世骇俗的。
但他借鉴了那些学问,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尤其是中土的文明,对他颇为有意义。
在创作里,离开这些,对他等于水里没有了茶叶,缺少味道了。
现代的杂学,都是读书人闲暇时的乐趣。
鲁迅辑校古籍、收藏文物、关照考古等,对其写作都有帮助。
那是一种把玩的乐趣,在乡间文化里大有真意的存在。
周作人阅读野史,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脉息,希望看到人性之美吧。
连俞平伯、废名这样的人,都离不了乡邦文献的支撑,在士大夫的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无数美丽的东西,倒可填补道德化作品的空白。
中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文字就过于简单。
多是流畅的欧化句式,是青春的写作,优点是没有暮气,但缺的是古朴的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
茅盾先生是有杂学准备的,可是他把写作与治学分开来,未能深入开掘文字的潜能,只能是遗憾了。
汪曾祺是没有作家腔调的人,他比较自觉地从纷纭错杂的文本里找东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开笔不俗,20世纪80年代后能读到博识闲淡的文字,是那个时代的福气。
有人说他的作品有风俗的美,那是对的。
他自己在《风俗画》一文就说:
我很爱看风俗画的。
十七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我都爱看。
中国的风俗画的传统很久远了。
汉代的很多像石刻、画像砖都画(刻)了迎宾、饮宴、耍杂技——倒立、弄丸、弄飞刀……有名的说书俑,滑稽中带点愚昧,憨态可掬,看了使人不忘。
晋唐的画以宗教画、宫廷画为大宗。
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风俗画,敦煌壁画中的杰作《张义潮出巡图》就是。
墓葬中的笔致粗率天真的壁画,也多涉及当时的风俗。
宋代风俗画似乎特别的流行,《清明上河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看这幅画,能够一看看半天。
我很想在清明那天到汴河上去玩玩,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南宋的画家也多画风俗。
(第6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