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记-《文学百年在时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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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杂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境界就不同于凡人了。

晚清后的文人,多通杂学。

周氏兄弟、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有这些本领。

20世纪50年代后,大凡文章很妙的,也有类似的特点。

唐弢、黄裳就是这样的。

汪曾祺的杂学,不是研究家的那一套,他缺乏训练,对一些东西的了解也不系统,可以说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般的。

但因为是审美的意识含在其间,每每能发现今人可用的妙处,就把古典的杂学激活了。

我想,和周作人那样的人不同,他在阅读野史札记时,想的是如何把其间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时,有化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不像周作人,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彼此有着距离。

汪曾祺尽力和他喜欢的杂学融在一起,其文章通体明亮,是混合的东西。

他的阅读量不算太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

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极了。

他喜欢的无非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聊斋志异》一类的东西。

对岁时、风土、传说都有感情。

较之于过去学人江绍原、吴文藻等,他不太了解域外的民俗理论,对新的社会学史料也知之甚少。

这使他的作品不及苦雨斋群落的作家那么驳杂,见解也非惊世骇俗的。

但他借鉴了那些学问,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尤其是中土的文明,对他颇为有意义。

在创作里,离开这些,对他等于水里没有了茶叶,缺少味道了。

现代的杂学,都是读书人闲暇时的乐趣。

鲁迅辑校古籍、收藏文物、关照考古等,对其写作都有帮助。

那是一种把玩的乐趣,在乡间文化里大有真意的存在。

周作人阅读野史,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脉息,希望看到人性之美吧。

连俞平伯、废名这样的人,都离不了乡邦文献的支撑,在士大夫的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无数美丽的东西,倒可填补道德化作品的空白。

中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文字就过于简单。

多是流畅的欧化句式,是青春的写作,优点是没有暮气,但缺的是古朴的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

茅盾先生是有杂学准备的,可是他把写作与治学分开来,未能深入开掘文字的潜能,只能是遗憾了。

汪曾祺是没有作家腔调的人,他比较自觉地从纷纭错杂的文本里找东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开笔不俗,20世纪80年代后能读到博识闲淡的文字,是那个时代的福气。

有人说他的作品有风俗的美,那是对的。

他自己在《风俗画》一文就说:

我很爱看风俗画的。

十七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我都爱看。

中国的风俗画的传统很久远了。

汉代的很多像石刻、画像砖都画(刻)了迎宾、饮宴、耍杂技——倒立、弄丸、弄飞刀……有名的说书俑,滑稽中带点愚昧,憨态可掬,看了使人不忘。

晋唐的画以宗教画、宫廷画为大宗。

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风俗画,敦煌壁画中的杰作《张义潮出巡图》就是。

墓葬中的笔致粗率天真的壁画,也多涉及当时的风俗。

宋代风俗画似乎特别的流行,《清明上河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看这幅画,能够一看看半天。

我很想在清明那天到汴河上去玩玩,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南宋的画家也多画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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